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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來啊，一起做學渣啊”……今天，一篇名為“南京家長已瘋”的網文，在不少南京家長的朋友圈里刷屏，也引發網友熱議。

　　在文中，作者聲情并茂地“描述”起了南京正在推進的減負政策的效果：“不許補課，不許考試，不許公布分數，不許按成績分班”“突擊檢查學校，查看學生書包里有沒有卷子、課外輔導教材、作業本”“抵制花里胡哨的課外輔導，只能用教材配套的教輔”……之后由此感慨道：也許，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會成為一個活潑靈動、熱愛生活、輕松愉悅、心智健康的學渣；“南京家長在快樂與痛苦的交織中，終于瘋了”。

　　減負是不是等于制造學渣，“南京家長已瘋”的網文瞬間引發網友熱議。對此，“京報調查”（新京報與清研智庫聯合推出）展開調查，超五成受訪者擔心學校減負會讓孩子成績變差。

　　隨后，南京市教育局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對此事進行回應。南京市教育局稱，全市各級教育部門、義務教育學校聚焦存在問題進行排查，整治糾正不規范的辦學行為，“但同時也發現存在對督查工作理解不準確、執行規定簡單化的現象，引起了社會和部分家長的誤解。”

　　減負，怎么就把家長“逼瘋”了

　　減負難原因也并不難找。在教育程度大體決定人生圖景的現實狀況下，在當前仍以看分數、排名次為主要錄取指標的教育體系中，課業負擔就會為轉化個體的“生存壓力”。所以，在作業這種微觀層面的種種干預措施，很難抵擋家長與學生出于本能而想出的種種消解對策。在指揮棒不改的前提下，干預手段強勢，家長非但沒有“喜大普奔”，反而得更加焦慮地升級應對策略，“逼瘋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　　減負，自然是正確的。但教育承載的多重面向，意味著減負更多應該采取方向性治理，而非細致到無孔不入、作“一刀切”的運動式治理。教育，既要承擔春風化雨的理想主義價值，也要實現評價篩選的現實主義功能；既影響個體、家庭的微觀生活狀態，也關涉地域、全局的整體利益調配。因此，只在某一個層面上發力使勁，非但沒有效果，也會折騰不已、精力虛耗。減負，或許還需要在更宏觀的層面里做文章，當然，這可能也是難度更高、阻力更大的層面。

　　在全國層面統攝教育體制的情形之下，減負就是篇大文章，是關系教育格局的一場深度調整。因此，在出臺相關政策時，要準確評估社會效果的前后反應，不宜把一種“看似美好”的手段，簡單加諸紛繁復雜的現實之上。不宜讓家庭、學校等教育鏈條上的“基層單位”，承載過多的應對壓力。化用一句古語，減負亦如“烹小鮮”，在子女教育幾乎已經凝聚一個家庭全部元氣的當下，應該小心翼翼、謹慎施策。

　　在做好減負這篇大文章之前，應當極力避免的，是減負措施本身，反而變成了一種負擔。（光明網 光明網評論員）

　　教育減負是一場協同戰

　　教育減負，是為了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和心理負擔，扭轉“唯分數論英雄”的現象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。近些年來，教育主管部門的減負措施可謂層層加碼，但令人深思的是，為何不少家長非但不買賬，反而表現出抗拒的態度？或者認為教育減負就是“畫餅充饑”？

　　教育領域蓄積起來的焦慮和困惑，消解起來殊為不易，這是一個必須認清的現實。中考高考的硬杠桿就在那里，很難讓家長不去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。他們擔心，現在減掉的“負”，會在今后加倍奉還，負擔沒減掉，反而產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。不甘心在起跑線上落于下風，校內減負就在校外補回來，這是很多家長的執念。在推行減負政策的過程中，關照和撫慰家長的焦慮，消除“減負就是學校把責任甩鍋給家長”的誤解，才能打破“一邊反對負擔，一邊反對減負”的怪圈。

　　減負不該淪為一場場“功守道”：監管部門在攻，培訓機構在防；教育部門在攻，學生家長在防。應該強調的是，教育減負真正要減掉的，是那些不合理、不規范、不科學的教育活動，而不是把負擔從學校轉移到家長手里，也不是把孩子從學校逼到培訓機構去。在減負的具體內容和價值判斷上，必須保持再三斟酌的謹慎態度。減去不合理的課業負擔的同時，學校更要加強教學研究，提高教學質量，補齊服務短板，做好“減量提質”的文章，以滿足家長期待、樹立社會信心。綜合目前信息看，南京在內的一些地方，執行減負的過程中，存在一些簡單化、形式化、機械化問題。減負的大方向固然不錯，但越是如此，落實過程中越不能急躁冒進，越要把社會焦慮納入考慮范疇，真正把教育質量抓上去。

　　更需關注的是，學生面臨的教育負擔不是一成不變的，會因個體情況不同而出現各種各樣的變化。這個學生9點以前就能做完作業，另一個學生卻不能呢？這個地方晚上超過9點可以不用做作業，那其他地方呢？這個學校要求開足實踐課，那沒有條件的學校呢？既渴望減負，又害怕落后，這樣的擔憂和焦慮，總會讓家長陷入糾結與無奈。只靠個別地方單兵突進，只在某一環節謀劃實施，只會加劇焦慮情緒蔓延。教育減負不能只是一刀切地砍課時，根本還是應加快教育的聯動改革。真正以學生為本，以高質量教育為追求，同在一根鏈條上的教育部門、學校、家長、培訓機構要共建協同育人的良好生態，一個節點也不能少。而與之關聯的，教育資源的配置、升學人才的選拔、教育評價體系的改革等也要協同起來。只有把教育減負視為一場協同戰，全面考慮、統籌謀劃、穩步推進，在省一級乃至國家層面一體推進，才能化解“減負”阻力，凝聚廣泛共識。

　　減負是為了更好的教育，但教育的目的并非為了減負。對現行中小學負擔過重的問題進行糾偏，奔著更高質量教育的方向去，不僅要下定決心解決，而且要盡可能早起步、早解決。這是一場需要各方努力的攻堅戰，必須在既定的正確軌道上鉚足定力，通過時間來檢驗減負成色。（湖北日報 周磊）

　　“南京家長已瘋”，減負就等于制造學渣？

　　“減負=制造學渣”，無疑是個極富煽動性的結論。這是把教育部門和家長完全擺在了對立的位置上，也是“唯成績論”的借殼出街。循著這番論調，題海戰術與參加培訓“軍備競賽”才是對學生負責。這也讓人想起前幾天一群學生打出的標語——“我愛學習，學習使我媽快樂”。

　　這樣夸大負外部性進而對減負污名的說法，不過是拿應試教育的高壓學習標準來衡量當前減負，也是教育焦慮的產物。從邏輯上講，這根本就站不住腳。

　　在當下的教育領域，“劇場效應”一直存在——在劇場中，前排的人站起來看戲，沒有人叫他坐下來，后排的人也跟著站起來看戲，結果所有人都站著看完戲。在孩子學習上的主動加壓，就是這樣：你給孩子請家教我也請，你送孩子上培訓班我也送，最終學生負擔只能在“囚徒效應”中不斷加重。

　　要維持劇場秩序，就該有“執勤人員”。治理教育劇場效應，就需要教育部門依法治教，嚴格落實減負政策，保護地方教育生態。減輕孩子過重的學業負擔，給孩子發展個性、興趣的空間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，這是減負的價值所在。從這個角度上說，地方教育部門嚴格執行減負規定，也是依法治教，沒什么不妥。

　　但當劇場上觀眾都站著的時候，說服人們坐下尤為困難。在減負問題上，家長不患寡而患不均：只有一地減負且執行很嚴，而其他地方繼續加碼，自家孩子就要吃虧。“減負=制造學渣”論調，就來自“提高一分，干掉千人”的學業競爭，誰真減負，誰就輸了。因此，整個江蘇省的高考壓力不減，“一枝獨秀”很可能引來民意反彈，使得減負舉措半路而返。

　　從當前的教育生態看，個別地區縱容學校違規辦學，如超前教學、提前教學、利用節假日補課，會劣幣逐良幣，帶動整個地區的違規辦學。因此，南京此番嚴格減負值得肯定，但要持續下去，需要的是省級層面的一致行動，對那些不嚴格依法治教的地方教育部門，要依法追究責任，當所有地區都嚴格規范辦學，當所有人都不用被拽入應考“軍備競賽”，家長的“公平焦慮”才能更好地緩解。

　　從根本上說，“減負=制造學渣”的觀念背后，連著教育評價體系的偏差。在“每分必爭”的升學競爭中，家長很難不關注孩子的分數，也很難關注分數之外的其他素質發展。只有改革教育評價體系，破除升學評價中的唯分數論，才能引導家長走出育兒誤區，這也是我國當前給學生減負的關鍵所在。（新京報 熊丙奇 教育學者）

　　教育減負是大方向，如何減是真問題

　　實事求是地說，不管是學校、家長還是學生，都不希望“死讀書”，但大體認同以考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方式。而在優質教育資源依然短缺的條件下，競爭壓力前移在所難免。因此，我們一方面要防止壓力過分前移，一方面也要正視壓力的客觀存在。現實邏輯告訴我們，對絕大多數人而言，作為選拔的考試及必要的課業訓練，仍是必需品，零壓力的“快樂教育”并不可行。移除了必需品，又提不出替代品，才會誘發更大社會焦慮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拒絕填鴨式教育，不等于完全放養；不要唯分數論的應試教育，不是說不要考試了；防止負擔過重，也不是要制造教育真空。無論各地政策怎么定，都應落在理性區間內，而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。否則，類似“減負=制造學渣”的質疑一定會出現，會反過來消解改革中有效的部分。

　　“減負”的方向不會變，但怎么“減負”則值得探索。學校教育作為公共產品，基本上是“標準件”，而全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卻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多元。比如，在教育發達的地方，素質教育的呼聲更高；在人口大省，各方對升學率的訴求相對更高；那些照顧子女不便的父母，則很希望學校延長教學時間、提供有效托管。這些圍繞“減負”的不同視角，本身就折射教育均等化之路任重道遠。那么，在這些不同關切中，“公約數”是什么？或許，不是簡單的減負，而是如何進一步提升這個“標準件”的整體質量。

　　在這個過程中，“強化課堂主陣地作用，切實提高課堂教學質量”依然是重中之重。今天，全面發展素質教育已是全社會共識，但素質教育不等于教學質量的打折。對于“教師認真批改作業”“強化面批講解”“上好每一堂課”，學生與家長的期待只會提升不會降低。因此，在減負舉措的具體執行中，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執行簡單化、形式化、機械化，這才能夠為全面發展素質教育提供堅實的基礎。

　　對于一項公共政策，我們總是免不了這樣去掂量：它距離公眾期待是近了還是遠了？是在紓解壓力還是在制造焦慮？對于各地教育部門而言，就要考慮到減負后的連鎖反應，提前作好政策制定的沙盤推演。比如，在考試難度不變甚至增加的情況下，學校里放學早了、教得少了，必然導致學生涌向課外補習班；再如，家校之間其實是個連通器，老師不再布置作業、批改作業，壓力就會平移到家長身上，無非淪為家長出題或者家庭作業變家長作業。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，呼吁治理者樹立科學的教育質量觀、多些精細化管理思維，在政策出臺、執行過程中，多吸收一線教師的建議，多聽聽家長與孩子的心聲。

　　其實，對于中國的基礎教育，我們心中還是要有一根基準線，即中國的基礎教育不僅不差，而且在全球還很有競爭力。比如，上海中學生在2009和2012年兩次參加OECD發起開展的“國際學生測試項目”（PISA）均取得世界第一，劍橋大學早幾年就認可了中國高考成績作為入學申請指標，而從整個勞動力市場看，扎實的基礎教育正是中國人才紅利不斷釋放的重要源泉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減負政策的制定與執行，也應把握好改革與穩定的關系，改革是為了提升教育質量、鞏固既有優勢而非相反。（人民日報 何鼎鼎）

　　落實“減負令”，必須撫慰家長焦慮的心

　　可憐天下父母心。家長自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，但問題是，在激烈的升學競爭之下，誰都不敢在“軍備競賽”中率先退出。“分數為王”的局面不改變，如果學校嚴格落實減負政策，焦慮不已的家長將會想方設法給孩子“加餐”。校內減負校外補，家長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錢，培訓機構反成最大獲利者，怎能不令一些家長“發瘋”!

　　作業多負擔重，作業少擔憂多。落實“減負令”，必須撫慰家長焦慮的心，才能走出“家長一邊反對負擔，一邊反對減負”的怪圈。

　　當務之急，是先要讓減負政策“接地氣”。減負本身并不是目的，學習也不是越輕松越好，必須有效實現“學生減負，家長減壓”。以小學生晚上9點后不寫作業為例，就需要做好“減量提質”的文章，減去那些機械性、重復性的僵化作業，精心選擇與學生基礎相適應的、重在遷移運用的作業。

　　長遠之策，當是深入改革教育評價體系，破除升學評價中的唯分數論。只有減掉“唯分數論”，才能讓校外補習班沒有“創富”市場，才能讓家長不必頻頻自我加壓、負重前行。（人民日報）

　　第一批被“減負”的家長，站到了應試教育的戰壕？

　　家長是學生天然的利益共同體。誰都無法否認，減負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。那么，教育部門實打實的減負措施，為何遭到了家長的強力反彈？家長們為減負倍感焦慮，究竟又有多少欲言又止的潛臺詞？

　　教育部門集中力量實施減負，開始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。2000年年初，因為“學生負擔很重”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”，教育部發布《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》，在全國范圍掀起了實施“減負”的高潮。當時還在上中小學的80后、90后，如今從“應試”與“減負”兩種概念中成長起來的年輕家長，一定對自己這種獨特的教育經歷留有別樣的情愫。

　　現在回想起來，90后面臨的課業負擔可能還不是最重的。類似“小學生晚上9點寫不完作業”的現象，并不是第一批90后的普遍經歷。相反，至少在筆者及同齡人的印象中，小學放學花一個多小時完成作業，還趕得上看當晚的《大風車》節目，更不會因為“小升初”而煩惱。上初中以后，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階段，才慢慢感受到應試和習題的壓力。

　　隨著80后、90后陸續為人父母，他們慢慢發現，孩子所要應對的課業壓力超乎自己的經驗。朋友圈里，不乏畢業自名校的年輕父母，恨鐵不成鋼地抱怨孩子做作業太慢、沒有繼承自己卓越的智商，殊不知，當年讓他們獲得階層晉升通行證的智力，也許完全不足以應付當下復雜而繁重的教育。歷經一輪輪考試篩選出來的他們，注定是不甘愿“輸”的一代，也自然把這種心態投射到孩子身上。

　　多年以來，主導減負工作的一直都是教育部門，為此承受最大壓力的也是教育部門。減負工作“越減負擔越重”，板子不能完全打到教育部門身上。減負也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與概念，而早已細化成翔實具體的指標。

　　很多措施正是公共輿論長期呼吁的結果。例如，“不許公布分數”等措施，最初就是民間的建議——很多人認為，公布分數排名增加了學生的心理壓力，不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人格。如今，教育部門從善如流，就當減負就要“來真格”的時候，為何遭到了密集反對？“減負”這一概念本身何以陷入了污名化的困境？

　　不知道從何時起，中國的家校關系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邊界，便陷入了模糊與混沌的狀態。一方面，家長越來越頻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課業之中，幫孩子完成作業成為家長的日常；另一方面，各種校園問題的產生，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結果，一些家長總是一廂情愿地期待學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。

　　家庭教育該不該加強？答案是毋庸置疑的。這一代城市家長自身受教育背景扎實，知識結構完善，有能力對子女實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。但是，對家庭教育的理解，卻因為缺乏共識而見仁見智。

　　現實中，家庭教育淪為了學校教育的附庸。家庭雖然是區別于學校的實體空間，卻在無形之中成了課堂學習延長的時間。學生把大量無法在學校里完成的作業帶回家，家長不僅負責監督，還要盡己所能指導孩子完成習題。家庭生活只是學校生活的復制，親子之間本應該享受的家庭時間被無限度地壓縮，促進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與品質的家庭教育卻長期缺席。

　　教師的教育權是具有專業性質的權力，學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，而試圖把專業權力交給家長執行的想法，恐怕是危險的越界。長此以往，家長要么質疑教師的能力與資格，要么面對“任務”無所適從，種種家校沖突也隨之激化。

　　減負由誰來減，怎樣的減負才符合孩子成長的真實需求，進而實現各方“多贏”，是減負取得共識的前提基礎。如果課業負擔的施加者，從學校的“右手”轉移到家長的“左手”，只會讓受教育者不堪其重。

　　在減免學生實際課業負擔的同時，學校應當補齊服務短板。將減負工作具體化、指標化，固然是檢驗減負工作成效的必要之舉。然而，指標更要對應實效，而不是單方面地減輕學校的責任。比如，縮短中小學生的在校時間，學生放學時間越來越早，只會給家長增加負擔。如果學校放學，并不是學生一天學習的結束，那么以在校時間長短檢驗減負又有何意義？

　　中國學生習慣于學校和家庭的“兩點一線”。而減負的真正指向，不在于學校與家庭的此消彼長，而要探索在學校學習和居家休息之外，讓學生成長的“第三種時間”。

　　國民教育的面貌是社會發展水平的折射。當初深受應試教育困擾的學生，如今成為焦慮而冒進的家長，似乎又站到了應試教育的戰壕，荒誕的背后是對下一代成長和發展的密切注視。減負20年來，人們至少可以得到這樣的經驗：要從根子上消除教育焦慮，減免課業負擔，不是教育者、家長、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夠畢其功于一役的，或許只有時間才能檢驗減負的成色。（中青評論 王鐘的）

　　“南京家長已瘋”：一刀切的減負不得人心

　　減負一直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，近年來也有不少舉措，但是，這些政策所導致的結果，幾乎無一不與初衷背離。課內負擔減了，課外負擔重了；學校責任減了，家長責任重了，此消彼長之間，不僅沒減負，反而增負。各個政策相疊加，不是合力打組合拳的關系，而是“擦屁股”、“打補丁”：不讓校內補課，校外培訓班就應運而生，于是又開始查處培訓班。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政策效應經歷多了，家長自然也不信減負能當真。一個培訓班的廣告上這么寫：您來，我們培養您孩子；您不來，我們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。這直擊了家長的痛點，誰敢真正給孩子減負？于是，學校、家長、孩子聯手玩起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”的游戲，負擔更重，焦慮更甚。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去年談教育，拿兩性關系打了個拙劣的比方，得罪一大片人，但他想表達的本意是對的：“衡量和評價的方向決定了教育的方向”。如果評價體系不變，減負政策就是治標不治本，必然沒有好效果，家長反對的，是這樣一種減負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單純做減法、一刀切的減負政策也值得商榷。每一個人的稟賦不同，一部分孩子學得快，另一部分學得慢；一部分孩子學得吃力，另一部分學不過癮。不能簡單粗暴地規定學多少，學多長時間。這樣一刀切的減負，是另一種的不因材施教。而只做減法的減負，也容易催生出家長“減負等于制造學渣”的焦慮，學習從來不是輕松的，甚至也不是一味快樂的，那些動輒拿歐美快樂教育說事的，都失之偏頗了，歐美的孩子學習起來并不輕松，沒有那么多題海戰術，但為了一道作業題泡圖書館查資料也不省力。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，真正需要減掉的是什么？需要增加的又是什么？對于我們國家的教育現狀而言，純粹為了提高分數的刷題、死記硬背太多，鼓勵創造性思維、鼓勵思辨能力的部分太少。真正的減負不應該等同于制造學渣，而是在尊重孩子發展規律的前提下，在保護他們想象力、創造力和好奇心的前提下去學習。

　　這需要教育部門在制定政策時更全方位考慮，不僅從減負層面，也從教育評價體系層面，后者的確能直接有力地影響教育的方向。唯有在正確認識什么是負擔的基礎上，區別化減負，從治本的層面減負，不以加重家長負擔為代價減負，才能滿足公眾對教育的多元化需求，才能真正減輕焦慮，化解壓力，讓減負政策得到認可。（經濟觀察網 言詠）

　　減負是為了教育，教育不是為了減負

　　我們當然不應因為這些質疑的聲音，就去動搖教育減負的大方向，但家長們的聲音也提了個醒：減負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，必須全面考慮、認真謀劃、穩步推進。在減負的過程中，教育部門、學校與家長之間要密切溝通，提前做好溝通，將會減少許多無端的猜測與擔憂。

　　首先，各方應該達成一個共識：減負是為了教育，教育不是為了減負。減負是為了消除應試教育中那些違背人性、浪費時間的弊端，“倒洗澡水”的同時，“孩子”肯定是要留下來的。所以各地在制定減負方案的時候，理應把提高教學質量作為前提。

　　那些合理的作業、考試，不能以減負之名取消，否則就有掩耳盜鈴的嫌疑。對于已經制定的減負方案，如果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不適應的狀況，也應及時調整改進。

　　在減少文化課壓力的同時，體育課、藝術課這些課程也要開足、開好。尤其對于農村和偏遠地區學校來說，師資、設備必須保障到位，不能把素質課變成“放羊課”。

　　對于家長遇到的一些現實的問題，也要提前做好預案，防止家長認為減負是學校將責任甩給家長。比如雙職工家庭普遍會遇到孩子放學太早無處可去的問題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一些地方已經意識到這一點，把課后服務提上了日程。浙江中小學生“減負33條”里也有一條，全面實施小學放學后校內托管服務。

　　教育是人生大事，家庭大事，一舉一動都會牽動億萬人心。各方充分交流，廣泛討論，才能消除偏見、解決分歧。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孩子，只要這個出發點不動搖，改革過程中的障礙必定能夠跨越。（西坡 媒體人）

　　文章來源：新京報、湖北日報、人民網、中青網、經濟觀察網、光明網（文章有刪減）